香港小贩牌照制度史

如果只用一张照片来代表香港，许多人会选维多利亚港的摩天大楼，但老一辈更熟悉的画面，是街角铁皮推车冒起的白烟、挂在木架上的烧腊、以及小贩在人群中高亢的叫卖声。这种被称为”街市”或”小贩文化”的市井风景，背后是一套跨越百年的小贩牌照制度。它既是殖民时期城市治理的工具，也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谋生的依据；它在卫生、市容与民生之间反复摆荡，至今仍在塑造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本文按时间顺序，梳理香港小贩牌照制度的演变脉络，并解释为何这一制度至今仍具讨论价值。

一、清末与早期：自发街市，几乎无规管

19世纪中叶开埠后，香港人口急速膨胀，中环、上环、湾仔、油麻地、旺角等地逐步形成自发的露天市集。小贩以木制手推车、担挑、竹棚摆卖，售卖鱼、肉、菜、烧味、凉茶、糖果、香烛等日常用品。

这一阶段的”管理”主要是：

治安层面：警察负责维持秩序，处理纠纷与违禁品；
卫生层面：由洁净局（即后来的市政局前身）零星执行清洁；
税收层面：并无专门的小贩税项，仅收取一般的商业登记费用。

绝大多数小贩处于”无牌经营”状态，但政府亦无统一法规加以取缔，因为这些小贩正好填补了当时居住密度极高的唐楼区与基层市民的日常所需。

二、1930年代：发牌制度的雏形

随着小贩数量增加，街道挤塞与卫生问题日益严重。1930年代前后，政府开始研究正式的发牌制度，以便：

掌握小贩数量与分布；
征收费用，增加库房收入；
在疫病（如霍乱、鼠疫）流行时迅速追踪源头。

二战爆发前，部分区域开始试行”固定摊位牌照”（俗称”大牌档”前身），政府划定街边位置，向获分配的小贩收取月费，并要求其保持卫生。这一阶段可视作香港小贩发牌制度的真正起点。

三、战后至1960年代：急剧膨胀与”有牌、无牌并存”

1945年战后，人口回升至约60万，随后数年激增至超过200万。大量来自内地的新移民涌入，小贩成为最易入行的谋生方式之一。

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政策特征是：

默许与疏导多于取缔：在无法提供足够正规就业的情况下，承认小贩的经济缓冲功能；
分层发牌：开始出现”固定小贩牌照”（有固定位置）与”流动小贩牌照”（无固定位置）的区分；
执法不严：有牌小贩数量远少于实际经营者，无牌摆卖普遍存在，警方通常只在接到投诉或大规模行动时才执法。

1950至1960年代，香港街头的”无牌小贩”估计长期维持在数万至十数万的规模。这一时期，香港的城市景观充满了”有牌与无牌并存”的张力。

四、1970至1980年代：大整顿与小贩迁移

1970年代起，政府决心系统整治市容、交通与卫生问题，小贩成为重点对象。1971至1973年间，政府进行过大规模的登记与发牌工作，凡在指定日期前登记并符合简单条件的在册小贩，可获得正式牌照。

此后，政策逐步收紧，主要措施包括：

入息与遗产限制：新签发的固定小贩牌照不得转让，牌照持有人去世后须交还政府；
大规模扫荡无牌小贩：食环署前身机构定期在旺角、油麻地、北角、铜锣湾等地执行清场行动；
设立小贩市场与熟食中心：政府兴建多层街市与熟食中心（如中环士丹利街熟食市场、油麻地玉器市场等），把部分固定小贩迁入室内；
发牌数冻结：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原则上不再签发新的固定小贩牌照，导致牌照本身在民间形成有限的市场价值。

这一阶段被视为香港小贩文化由”街头”走向”室内”的关键转折。

五、1990年代至2000年代：牌照萎缩与活化讨论

进入1990年代，香港经历多次大型基建与市区重建，原有的小贩聚集地被清拆，小贩牌照持有人被迁至公屋街市或熟食中心。

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反思”一刀切取缔”的副作用：

传统小吃后继无人；
熟食中心与公屋街市的文化吸引力下降；
游客与市民对”地道文化”的需求上升。

2000年代起，民间团体与学者多次倡议”活化小贩”，建议方向包括：

在指定区域设立”小贩认可区”，允许有限度的街边摆卖；
借鉴外地夜市经验，平衡卫生、交通与文化保育；
容许年轻一代以”继承”或”传承”方式接手牌照。

政府亦曾就部分选址进行小型试验，但大规模的政策修订至今仍处于讨论阶段。

六、当下现状：小贩牌照的实际数字

截至近年公布的数据，香港共有约数千个仍在生效的固定小贩牌照与熟食牌照，且牌照数目自1980年代后期起基本冻结。具体最新数字以政府统计处及食环署最新公布为准。

几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

牌照本身在民间仍有交易价值，但属”灰色市场”，并不受官方认可；
熟食中心成为许多老牌小贩的最后据点，承载着游客与本地人的”集体记忆”；
街头无牌小贩主要集中在深夜、节庆或部分社区市集，执法力度随地区与时段不同而有差异。

七、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

如果把一百多年的历史压缩来看，香港小贩牌照制度一直围绕三组矛盾在摆荡：

矛盾维度	一端	另一端
卫生与市容	整洁街道、统一管理	灵活就业、文化多元
执法与人情	严格取缔、依法办事	默许生计、社会稳定
牌照与传承	冻结牌照、公家收回	家族传承、市场化流转

每一次政策收紧，背后往往是疫病、市容投诉或大型基建；每一次放宽或讨论活化，背后则是经济下行、文化保育或旅游发展需求。这种”摆荡”本身就是香港治理风格的缩影。

八、未来可能的方向

综合过去数十年的讨论与零星试验，未来小贩政策的可能选项包括：

维持现状：继续冻结新牌照，让现有牌照自然流失；
小范围活化：在指定观景区或文化区，划出限时、限地的小贩区；
数字化管理：通过电子登记、缴费、巡查方式，减少灰色地带；
传承机制改革：探讨官方认可的牌照转让或学徒制安排，避免手艺断层。

哪一条路径会走得更远，仍取决于公众讨论、土地供应与城市定位的整体取向。香港是否会重新拥抱一种”现代化的街头小贩文化”，还需要时间观察。

结语

小贩牌照制度看似只是一个发牌与执法的技术问题，但它的每一个转折，都折射出香港在不同时期对卫生、秩序、生计与文化这四件事的取舍。读懂这套制度的演变，也就读懂了香港城市治理的一大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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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答

现在还能申请香港的小贩牌照吗？

按现行政策，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政府原则上不再签发新的固定小贩牌照，牌照数目基本冻结至今。近年虽有「活化小贩」的讨论，包括设立小贩认可区、探讨传承机制改革等方向，但大规模的政策修订仍处于讨论阶段。具体申请安排与最新政策以食环署官方公布为准。

香港小贩牌照可以转让或继承吗？

按照1970年代起收紧后的规定，固定小贩牌照不得转让，持有人去世后牌照须交还政府。民间虽存在牌照交易，但属灰色市场，并不受官方认可。关于容许家族继承或以学徒制接手牌照的传承机制改革，目前仍在讨论当中，未有定案。

香港的「大牌档」和小贩牌照是什么关系？

「大牌档」的前身，是二战前部分区域试行的固定摊位牌照：政府划定街边位置，向获分配的小贩收取月费，并要求其保持卫生。这一阶段被视作香港小贩发牌制度的真正起点。随着1970年代的大整顿，许多大牌档与固定小贩陆续迁入多层街市与熟食中心经营。

去香港旅游还能体验到地道的街头小贩文化吗？

可以。熟食中心是许多老牌小贩的据点，例如中环士丹利街熟食市场、油麻地玉器市场等，承载着本地人的集体记忆。街头摆卖则多集中在深夜、节庆或部分社区市集，能否遇上视地区与时段而定。想了解「小贩认可区」等活化试验的进展，可留意官方后续公布。

香港现在大约还有多少个有效的小贩牌照？

据近年公布的数据，香港约有数千个仍在生效的固定小贩牌照与熟食牌照，数目自1980年代后期起基本冻结。具体最新数字以政府统计处及食环署最新公布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