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识型经济转型：从码头搬运到创新驱动的百年叙事

若把香港的经济史摊开来看，会发现它像一本不断改写的剧本：开埠初期是香料与鸦片的转口站，二十世纪中期成为亚洲制造业的轻工业基地，回归前后则跃升为国际金融中心。每一次转身，香港都把自己重新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某一节——而当下这一节，官方与学界的共识是「知识型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

对一位初到香港的内地游客或对香港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知识型经济」这四个字看似抽象，却实实在在体现在维港两岸的建筑天际线、政府投放的科研基金、街角门店里穿梭的白领身影之中。它既是经济结构的描述，也是城市命运的隐喻。

一、什么是知识型经济？香港为何要谈它？

「知识型经济」一词源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 1990 年代提出的概念，核心要义是：以知识、信息与创意为主要生产要素，以创新与高增值服务为产出形态，取代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型产业。

香港谈知识型经济，背景有三：

制造业空心化：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工厂陆续北迁至珠三角，香港本地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约 23% 持续下降至本世纪初不足 5%（具体数据以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为准）。
金融与服务业的天花板：贸易、物流、金融及专业服务一直是香港的支柱，但这些行业本身也面临升级压力——例如传统贸易利润率被电商平台压缩，传统银行面对金融科技 (FinTech) 的冲击。
区域竞争加剧：新加坡、深圳、上海在创科、总部经济、知识产权等领域强势追赶，香港需要找到新的护城河。

于是，2015 年左右开始，「创新及科技」「再工业化」「智慧城市」「知识型经济」等关键词密集出现在施政报告与财政预算案中。

二、转型的三个阶段

香港的知识型经济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萌芽期（1990s – 2000s）

1990 年代：政府陆续成立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科技园公司等机构。
1999 年：「创新及科技基金」成立，为产学研项目提供资助。
2000 年：数码港计划启动，定位为「信息科技及数码内容」枢纽。
此阶段更多是「播种」动作，社会对创科的认知仍以「高科技未必赚钱」「地产金融才是正业」为主流。

阶段二：基建期（2015 – 2021）

2015 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后改组为「创新及科技署」层级更高的部门架构），资源投入明显加大。
2018 – 2019 年：推出「再工业化」政策，瞄准智能生产、生物科技、纳米材料等。
2020 年前后：北部都会区规划雏形浮现，「双城三圈」概念将深圳与香港的科创对接纳入顶层设计。
这一阶段基建齐备——从科学园、数码港到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物理空间逐步成形。

阶段三：跃升期（2022 至今）

2022 年：《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四大方向八大重点」，明确要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2023 – 2026 年：高才通、优才、专才等人才计划陆续扩容，吸引大量内地及海外科研与科技人才。
2024 – 2026 年：北部都会区进入实质建设阶段，与河套合作区连成一体。
此阶段开始强调「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落地」，不再只是研究论文数量。

三、香港知识型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

当下官方与业界公认的「四大支柱」可归纳如下：

支柱产业	代表领域	香港的相对优势	主要瓶颈
金融科技 (FinTech)	虚拟银行、跨境支付、监管科技、加密资产	普通法体系、监管沙盒、与内地及国际市场双向连通	人才竞争激烈、市场规模有限
生物科技与医疗	基因测试、创新药物、医疗器械、AI 诊断	多家国际药企亚太总部、临床试验体系成熟	临床资源与产业链下游外流
人工智能与数据	大模型应用、数据中心、智能客服	国际化场景、低税率、英文资料库完整	算力与基础研究薄弱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	交通、能源、建筑、环保传感	城市治理数字化经验丰富	跨部门数据共享仍待打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产业并非从零起步，而是嫁接在香港既有的金融、商贸、物流、医疗与专业服务之上——这是「知识型」而非「科技型」的关键差别。

四、政府的推动工具箱

香港推动知识型经济的政策工具大致可归为五类：

资金工具
- 创新及科技基金（ITF）、创科创投基金、产学研 1+ 计划等，为企业提供研发资助与共同投资。
- 北部都会区与河套地区设立大型创科基建园区。
人才工具
-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TTPS，俗称高才通）、优秀人才入境计划（QMAS）、输入内地人才计划（ASMTP）、科技人才入境计划（TTPS-T）等多层次引才。
- 2026 年起，多项计划的具体配额、续签条件仍以入境处官方最新公布为准。
土地与空间工具
- 科学园、数码港、河套创科园、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等。
- 「再工业化」策略下，元朗、将军澳等地预留先进制造业空间。
法规工具
- 沙盒监管制度（金融科技、保险、数据交易等）。
- 与内地在医疗、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合作安排。
采购与示范工具
- 政府各部门开放应用场景，例如智慧路灯、电子身份 (eID)、智慧政府等。

五、香港知识型经济的「特殊位置」

与新加坡、深圳、上海相比，香港知识型经济有几个独特之处：

国际化最深：英文法律、跨境数据流通、普通法体系、简单低税制，对国际人才与资本具备磁吸力。
与内地联动最强：尤其在金融、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 + 内地场景」模式上，香港的研究能力加上大湾区市场，构成独特组合。
制造业「空心」已久：这既是劣势（缺乏本地供应链），也是优势（不必背负传统产业的转型包袱，可从零开始规划再工业化）。
科研投入强度有差距：相比新加坡与韩国，香港研发开支占 GDP 的比例长期偏低（具体数字以政府最新公布为准），是外界关注的一项短板。

六、写给读者的三个观察角度

如果你对香港的历史与文化感兴趣，理解「知识型经济转型」其实是在理解这座城市的下一个身份。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去观察：

空间维度：从尖沙咀、中环的写字楼，到沙田科学园、河套地区、洪水桥的工地，你会看到「金融城」与「创科城」的并存。
人物维度：从茶餐厅老板、货柜车司机，到科研公司创始人、海归博士，人群结构正在缓慢分层。
政策维度：每年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中的「创新科技」章节，是阅读这座城市意图的最直接文本。

结语

香港从来不是一座「守着旧业」的城市。从码头到工厂，从工厂到金融中心，再到今天向「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迈进的努力，每一次转身都伴随阵痛，也伴随机会。理解知识型经济转型，是理解香港当下与未来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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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答

香港的「知识型经济」是什么意思？

「知识型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 一词源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 1990 年代提出的概念，核心要义是以知识、信息与创意为主要生产要素，以创新与高增值服务为产出形态。它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强调「知识型」而非单纯的「科技型」，因此金融、商贸、医疗、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行业都涵盖在内。

香港为什么要推动知识型经济转型？

文章列出三方面背景：一是本地制造业空心化，工厂产值占 GDP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高位持续下滑；二是金融与服务业本身也面临电商平台压缩利润率、金融科技冲击传统银行等升级压力；三是新加坡、深圳、上海在创科与知识产权方面强势追赶，香港需要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新及科技」「再工业化」「知识型经济」等关键词密集进入施政报告与财政预算案。

香港的创新科技转型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文章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的「萌芽期」，以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科技园、创新及科技基金、数码港等项目为代表；2015 至 2021 年的「基建期」，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推出再工业化政策、北部都会区与河套地区规划成形；以及 2022 年至今的「跃升期」，以《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人才计划扩容、北部都会区实质建设为标志。

香港知识型经济重点发展哪些产业？

文章归纳为四大支柱产业：金融科技 (FinTech)、生物科技与医疗、人工智能与数据、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它们并非凭空生长，而是嫁接在香港既有的金融、商贸、物流、医疗与专业服务之上。文章同时指出，这四大产业都各有瓶颈，例如金融科技领域人才竞争激烈、生物科技产业链下游外流、人工智能算力与基础研究薄弱、智慧城市跨部门数据共享仍待打通。

内地人才可以通过哪些计划赴港参与创科产业？

文章提到香港有多个层次的人才引进工具，包括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俗称高才通）、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主要配额、续签条件等细节仍以入境处官方最新公布为准。文中亦强调，2023–2026 年间这些计划陆续扩容，吸引了不少内地及海外科研与科技人才。

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相比新加坡、深圳、上海有哪些独特之处？

文章概括为四点：国际化最深，体现在普通法体系、跨境数据流通、英文法律环境与简单低税制；与内地联动最强，尤其在「基础研究 + 大湾区场景」模式上具有组合优势；制造业「空心」已久，虽是短板，但也意味着可以轻装上阵规划再工业化；同时文章也承认，香港研发开支占 GDP 的比例长期偏低，是外界关注的一项短板，具体数字以政府最新公布为准。

普通内地读者如何观察香港的知识型经济转型？

文章建议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空间维度，从尖沙咀、中环的金融写字楼，到沙田科学园、河套地区、洪水桥的工地，可以直观看到「金融城」与「创科城」的并存；二是人物维度，从茶餐厅老板、货柜车司机到科研公司创始人、海归博士，人群结构正在缓慢分层；三是政策维度，每年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中的「创新科技」章节，是阅读城市意图最直接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