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水荒记忆与工业用水之争
对许多香港人而言，1960年代最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之一，是水龙头里流不出来的自来水。在那个人口急速膨胀、工业刚刚起步的年代，香港遭遇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水荒。全日制供水被压缩到每四天一次，数十万市民提着铁桶、木桶，在街喉前排成长龙；另一边，工厂的冷却水、漂染用水、锅炉用水却一桶也不能少。当生存与生产同时喊渴，一场关于”谁该先用水”的争论在政府、报章、商会与街头巷尾激烈展开。
一、1960年代水荒的来龙去脉
1. 先天不足：靠天吃饭的山塘年代
香港在1950年代以前的城市供水，主要依赖九龙水塘、城门水塘、大榄涌水塘等十余个雨季蓄水的小型水塘系统。这些水塘的总容量远不足以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1950年香港人口约220万，到1963年已逼近350万。每遇降雨偏少的年份，蓄水量便迅速告急。
2. 天灾降临：1963年大旱
1963年是香港有记录以来降雨量最低的年份之一。雨季失约，全港水塘总存水量一度跌至可用水量的极低水平。港英政府被迫在1963年5月宣布，进入”严重限制供水”状态。
3. 制水措施：每四天供水四小时
最严格的限制出现在1963年下半年至1964年间：
- 全日制供水压缩为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时；
- 全港按区域轮供水，每区在指定时段才有自来水；
- 水塘、车厂、消防局等地设立街头供水站（俗称”街喉”），市民须自带水桶排队取水；
- 茶楼、餐厅、理发店等高耗水行业被要求暂停或缩短营业；
- 警方一度在街喉维持秩序，制止插队与争水纠纷。
这是一场没有烟花、没有警报，却让整座城市慢下来的危机。
二、工业用水的”特殊地位”
在制水的日子里，最令市民不满的，是部分工厂似乎并未受到同等限制。当时香港正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
- 纺织、漂染、印染行业需要大量清水冷却与漂洗；
- 造船、机器修配、五金电镀等行业需要锅炉与清洗用水；
- 食品加工厂、啤酒厂、汽水厂更是无水不能开工。
政府为了保住工厂开工与出口订单（当时纺织与成衣是香港最大的创汇行业），采取了分级供水措施：
| 用水类别 | 限制程度 |
|---|---|
| 居民生活用水 | 每四天供水四小时 |
| 餐厅、茶楼 | 限时供水、限制清洗次数 |
| 建筑工地 | 禁止使用自来水冲洗 |
| 一般工厂 | 配额供水，须申报用量 |
| 出口加工业（纺织、漂染等） | 优先保证配额 |
这套分级制度让工厂得以维持基本运转，但也在坊间引发强烈反弹：”市民四天没水冲凉，工厂照样开工——这公平吗？”
三、市民、报章与商会的论战
1. 民间的不满
1963年至1964年间，街头巷尾、茶餐厅里、报章投稿栏中，充斥对工厂用水的质疑：
- “米不够可以买外国米，水不够难道买外国水？”
- “几百万人轮着供水，工业大户却继续用水，这算哪门子的配给？”
- 部分市民甚至自发到工厂外张贴标语，要求”与民同苦”。
2. 商会的辩护
代表工业利益的香港工业总会、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组织则提出反驳：
- 工厂若停工，数万名工人立即失业，贫者更贫；
- 香港的出口加工业是经济命脉，停摆将动摇整个城市的财政收入；
- 工厂用水已通过循环再用、技术改造尽最大努力节水，并非”敞开水喉”。
3. 报章的中间路线
当时的报刊在评论中通常持折中立场：一方面承认市民生活的不便应被正视，另一方面也警告”杀鸡取卵式的停工，最终伤害的仍是基层工人”。多家报章呼吁政府公开工厂用水数据，让市民看见工业界究竟节了多少水、用了多少水。
4. 政府的折中方案
面对两难，港英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折中措施：
- 要求大型工厂安装水循环系统，冷却水回收再用；
- 对漂染、印染等高耗水行业加征用水附加费，补贴公共开支；
- 派遣水务督察到工厂巡查用水情况，违规者削减配额；
- 在报纸刊登每周水塘存水数据与工业用水占比，以息疑虑。
这些措施并未彻底化解矛盾，却让”工业优先”的政策至少戴上了一层透明与监督的外衣。
四、危机的尾声：东江水的引进
靠山塘撑过旱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初与广东省政府协商，由广东方面供应东江水给香港：
- 1960年11月，第一份东江供水协议在深圳水库签订；
- 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正式落成通水；
- 此后东江水经改造、扩建，沿东江一路南下抵达深圳水库，再由专用管道输送到香港。
东江水的到来，从根本上结束了香港”靠天吃饭”的历史。1960年代后期，全日制供水逐步恢复，街头供水站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
一组参考数字（以官方最新公布为准）：1960年代初香港水塘总容量约200多亿加仑；东深供水工程首期年供水量为6820万立方米，此后经过多次扩建，成为香港至今最重要的境外水源。
五、留给香港的长期遗产
1960年代的水荒与争议，对香港的影响远超那几年本身：
- 基础设施观念转变：港英政府意识到，单靠本地水塘无法支撑人口与工业的长期增长，区域协作与跨境基建由此被提上议程。
- 节水文化成形：修水箱、储水桶、循环用水成为几代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即便后来供水充裕，许多老一辈仍习惯在水喉下放一只盆接水冲厕所。
- 公共治理启示：分级供水、配额管理、用水公示——这些当年在争议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为日后香港公用事业管理的参考样本。
- 集体记忆沉淀：”制水”二字至今仍是老一辈香港人描述艰难岁月的关键词之一，也时常出现在文学、电影与口述史中。
结语
1960年代的水荒，既是一场自然危机，也是一面映照社会的镜子。当几十万家庭为洗澡、煮饭、冲厕所而发愁，工厂的水龙头却不敢关上——这场”先生活还是先生产”的争论，没有简单的对错。它揭示了一座资源匮乏的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脆弱与坚韧，也提醒后来者：每一项城市公共服务背后，都藏着无数次的权衡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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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答
1960年代香港水荒持续了多久？最严重的时候几天供一次水？
1960年代的水荒并非单一年份的事件，而是贯穿整个60年代初的一段持续性危机。其中最严重的阶段出现在1963年下半年至1964年间，港英政府将全日制供水压缩为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仅四小时，全港按区域轮流放水。直到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落成通水之后，全日制供水才逐步恢复正常。
1960年代香港为什么不靠本地水塘熬过旱季？
香港在1950年代以前的供水主要依赖九龙水塘、城门水塘、大榄涌水塘等十余个小型水塘系统，总容量有限，而人口却从1950年的约220万急速增长到1963年的逼近350万。雨季蓄水一旦不足，水塘便迅速见底。1963年成为香港有记录以来降雨量最低的年份之一，水塘存水量一度跌至极低水平，单靠”靠天吃饭”的本地水塘根本无法支撑城市运转与节流。
制水期间工厂为什么还能继续用水？政府是怎么分配的？
由于当时纺织与成衣是香港最大的创汇行业，政府为保住工厂开工与出口订单，采用了分级供水制度：居民生活用水被压缩至每四天四小时，餐厅、茶楼限时供水，建筑工地禁止使用自来水冲洗；而一般工厂实行配额供水并须申报用量，出口加工业（纺织、漂染等）则获得优先配额保障。同时政府也要求大型工厂安装水循环系统、对高耗水行业加征用水附加费，并派遣水务督察巡查违规者。
普通市民对工业用水优先有什么反应？政府如何安抚？
当时民间不满情绪相当强烈，街头、茶餐厅与报章投稿栏中充斥”几百万人轮着供水，工业大户却继续用水”的质疑，部分市民甚至到工厂外张贴标语要求”与民同苦”。商会则辩称停工将导致数万名工人失业并动摇财政。政府采取的折中措施包括公开每周水塘存水数据与工业用水占比、推动工厂水循环再用，以及对高耗水行业加征用水附加费等，让”工业优先”的政策至少戴上一层透明与监督的外衣。
香港什么时候开始从内地引水？东江水对香港有多重要？
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初便与广东省政府协商由广东供应东江水给香港：1960年11月，第一份东江供水协议在深圳水库签订；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正式落成通水，首期年供水量为6820万立方米（以官方最新公布为准）。此后经过多次扩建，东江水成为香港至今最重要的境外水源，从根本上结束了香港”靠天吃饭”的历史。